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是什么？刘询是怎样强盛汉朝的？
秦朝用法家治国，享国15年而灭。建立在秦朝废墟上的西汉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对治国理念进行过几次重大的调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调整。西汉中后期，中兴西汉的汉宣帝总结朝廷统治天下的经验是“霸王道杂之”。“霸王道杂之”看上去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容易理解，相信不少读者会对此感到迷惑，就连笔者也对此感到困惑过。本文依据史料浅析“霸王道杂之”的含义，希望能为读者朋友们揭开“霸王道杂之”神秘的面纱。
从“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
秦末汉初的历史就是一句战火连绵的历史，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到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长达七年的战争把秦朝短暂统一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摧毁殆尽。西汉初年，国家人口减少，经济凋敝，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跌落到了极点。
一次，汉高祖路过曲逆县，看到城中鳞次栉比、宽敞高大的房屋后，不禁称赞曲逆是天下局指可数的大县，可以和当时的大都市洛阳相提并论，然后，汉高祖问御史曲逆的户口有多少。御史答道，秦始皇时有三万多户，经历战争后，如今只剩下了五千户了。经过长年累月的战争后，曲逆县的户口竟然整整下降了六分之五，即使如此，汉高祖依然称其为大县，足见战争对国家和百姓的破坏有多大。
不仅黎民百姓深受战争的危害，就连汉高祖出行时都凑不齐四匹毛色一样的马，而将相出行时干脆乘牛车。可以说，国家的威仪和颜面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几乎无法拥有。
汉高祖为尽快恢复国家实力，在经济上实行了自由开放的政策：1，允许民间买卖人口。2，对百姓轻徭薄赋，只收取田租十五之一的税。3，政府量入为出，减少开支。4，不禁山林草泽，允许私人占有和开发。与此同时，汉高祖约法省禁，松弛国家的刑法，从法律方面保证了民间经济的自由发展。
汉高祖驾崩后，汉惠帝、吕太后、汉文帝、汉景帝继续沿用汉高祖的政策。汉文帝在经济上允许私人铸币，并进一步减税，百姓只须缴纳田租的三十之一即可，他又在刑法上废除连坐法和肉刑，更是把汉高祖的政策发扬光大。
西汉初年，历任统治者的政治、经济措施体现在治国理念上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又称“黄老之学”，是一种道家思想，这种思想主张政府放松对社会的管控，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小政府，大社会”。
“无为而治”激活了西汉社会各阶层的活力，使国家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文景之治”由此诞生。与此同时，经济繁荣带来的社会危机也开头浮出水面，并进一步加深。
其一，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任用亲信，发展经济，拥有了对抗中央的实力。吴王刘濞“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公元前154年，他联合其他六个诸侯王悍然发动叛变，对抗汉景帝的削藩政策，差点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便是有名的“七国之乱”。公元前148年，平定“七国之乱”有功的梁王刘武为争夺帝位继承权，派人公然刺杀反对自己继位的朝廷大臣袁盎，又用另一种方式和汉景帝对抗。可以说，实力强大的诸侯王在“文景之治”期间已经能撼动中央的权威了。
其二，豪强、巨商、游侠等势力大批出现，侵蚀着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同样在“七国之乱”中立功的灌夫“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汉文帝刘恒的影视剧形象
汉武帝即位后，国家进行一场解除社会危机的变革势在必行。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在外戚窦婴、田蚡的支持下，任用王臧、赵绾掀起了一场推行儒术的改制运动，企图达到“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的目的。第二年，“赵绾请无奏事东宫”，企图架空窦太后，窦太后勃然大怒，罢免窦婴、田蚡，逼死王臧、赵绾，使汉武帝的改革计划流产。
公元前135年，坚持“黄老之学”的窦太后驾崩，汉武帝开头掌握实权。第二年，汉武帝重伸尊儒立场，董仲舒作《天人三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一样，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提议。
“大一统”为汉武帝变更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思想理论工具，汉武帝予以采纳。从此，儒家学说取代道家学说成为官方的正统学说。
“霸王道杂之”
只要提起儒家，人们就会想到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是一个极力推崇“德政”的人。但是纵观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各种作为，似乎看不到多少“德政”的影子，我们只看到了杀伐果断和开疆拓土，还有迷信方术，追求长生不老。在汉武帝的身上，隐隐约约有秦始皇的影子，而秦始皇是推崇法家学说的，难道西汉时代的儒家思想和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不同吗?
汉武帝刘彻的影视剧形象
是的，两者的确不同。儒家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学派，而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学派，它在不断地传承中广泛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对自己进行着潜移默化地改造。早在战国晚期，荀子就融合其他学派的元素，对儒家进行一番改造，提出了“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论点。李斯拜荀子为师，又对荀子的思想进行改造，把法家学说发扬光大，辅佐秦始皇平定了天下。
进入西汉时期后，董仲舒吸取当时各家各派思想中的新内容来充实自己，提出了“刑者，德之辅”的观点。“刑”即刑法，来源自法家思想，“德”即德政，来源自儒家思想，“刑”为“德”辅，即儒、法并用，以儒为主。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里，以“德”治国谓之王道，以“刑”治国谓之霸道，两者相结合便是“霸王道杂之”。在诸侯王、豪强、巨商、游侠等势力不愿意向朝廷主动屈服的情况下，汉武帝用“霸王道杂之”统治天下势在必行。与董仲舒同属公羊学派(研究《春秋公羊传》的儒家学派)的公孙弘被提拔重用后“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迎合了汉武帝的治国路线，因此深得汉武帝的赏识，在官场上平步青云，最终成为丞相，以平民的身份被封为平津侯，开创了西汉中后期担任丞相者必封侯的先例。
当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正统学说后，一大批才能出众的儒家学者进入官场，他们积极为汉武帝出谋献策，许多社会问题被迎刃而解。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提议，颁布推恩令，把诸侯国化整为零，彻底解除了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此外，主父偃还提议汉武帝把全国各地的豪强迁到茂陵(汉武帝的陵墓)，以削弱豪强对家乡民众的影响力，增加京师长安的实力，汉武帝亦予以采纳。于是，地方分裂势力被削弱，中央实现了集权。
主父偃是以德治国的代表，张汤则是依法治国的代表。张汤和赵禹奉诏修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张汤在审理陈皇后巫蛊案、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等重大政治案件时“皆穷根本”，为汉武帝彻底清除了反对势力。
汉武帝用“霸王道杂之”治国，成功推行了推恩令、盐铁专营、均输法、算缗令、北伐匈奴、南定南越、东灭朝鲜、经营西域等内外政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开疆拓土，使汉朝走向了强盛。
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西汉经历十九年的霍光专政后，汉宣帝在公元前68年掌握了实权。霍光和汉宣帝都继承了汉武帝的执政理念，保留了迁徙豪强、盐铁专营、均输法、打击匈奴、经营西域等内外政策。汉宣帝亲政后励精图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公元前60年，汉宣帝置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诸国，使西汉的疆域达到了全盛。
从“霸王道杂之”到“纯任德教，用周政”
“霸王道杂之”重在“霸道”，也就是法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汉武帝和秦始皇视为一类帝王的原因。汉武帝“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丞相公孙弘去世后，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相继为丞相，除石庆“以惇谨”善终外，其他一切人全部遭到了诛杀。就连兴国有功的主父偃、张汤也全部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汉宣帝颇有汉武帝之风，治国时“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做太子时认为汉宣帝“持刑太深”，提议汉宣帝“宜用儒生”，汉宣帝对此非常不悦，训斥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汉宣帝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纯任德教，用周政”注重“王道”，也就是儒家。公元前49年，汉宣帝驾崩，汉元帝即位。汉元帝放弃“霸王道杂之”的治国路线，改用“纯任德教，用周政”的治国路线，如汉宣帝所料，他在治理国家时“征用儒生，委之以政”，但却“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反复改变既定方针政策，结果造成中央皇权衰落、外戚长期专权，地方豪强重新崛起等乱象的出现。公元8年，出身儒家的外戚王莽取代西汉，建立新朝，西汉就此灭亡。
纵观西汉统治思想的变化，第一阶段(汉高祖、汉惠帝、吕太后、汉文帝、汉景帝)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第二阶段(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是儒、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第三阶段是儒家(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的“纯任德教，用周政”。事实证明，“霸王道杂之”是一种能有效加强中央集权的的统治方式，它融合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中的各种元素，使统治者在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时能够游刃有余，而不必墨守成规，只能消极应对社会的变化。
“霸王道杂之”对后世的影响
西汉通过实行“霸王道杂之”把皇权和国力都推向了顶峰，此后历朝历代的强势君主借鉴西汉治国的经验，皆以“霸王道杂之”为治国良策。唐太宗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宋太祖曰：“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曰：“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颇。”清雍正亦曰：“自古为政者，皆当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唯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以上四位帝王的话虽然各不相同，却无一不是对“霸王道杂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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