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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士族衰落后,唐朝在乡村社会中确立了怎么的权威?

更新时间:2021-11-26 17:30:51极限武尊围观:
旧士族衰落后,唐朝在乡村社会中确立了怎么的权威?

乡村控制的变迁

我国古代城乡不分,人们主要以“城邑”的聚落形成而居住、生活。在外形上看,这些城邑都很相似,每一个城都在四周为土墙所围绕。散村在唐代中叶的大量涌现应是小农经济独立生产、独立生活能力增强的反映,“村”聚落取代“城邑”聚落是我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这一变迁对乡村控制模式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富民阶层崛起的同时,士族阶层逐渐衰落,唐宋时期乡里制度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便是由乡官向职役转化。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指出:“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一样而皆役民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后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

唐宋乡里制度的变革是:唐以前乡长里正为役民的官,是与郡守、县令性质相同的役民者,而至唐代,乡长里正从役民的官变成役于官者的民。

白钢也曾指出:“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驰,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度的乡里制度,开头向职役制转化。”由此可见,中唐是我国古代乡里制度的关键转型期,之前承继了自传说中黄帝以来的乡官制度,之后开启了宋元明清乡里制度的职役制。

唐代乡村基层组织的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国家政权逐渐从对人口、土地的严密控制转向对乡村富民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日益分化,国家财政只有依靠富民才能保证其来源;而散聚“村”落形式的普遍出现也使得国家严密控制乡村的政策在现实操作上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国家政权逐渐从乡村社会中淡出,依靠富民来维持其对乡村的控制。

富民阶层在乡村控制中的作用

富民阶层的崛起对唐代土地私有化产生了重要作用。

马端临曾指出:“自汉以来,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盖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

唐代均田制抑制了豪族对土地的兼并,然而,另一种土地兼并形式兴起,即“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这一兼并主体非“贵”者,而是“富”者。

唐中叶后,富民阶层的崛起加剧了这一土地私有化过程。我国自秦汉以来,土地兼并历代皆有,但贵者以势占田,并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叶适所说,“虽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终不在民以券。

至唐代,法律较为完备,均田制限制豪强以“贵”占田,但又允许土地买卖。富者以“资”购买土地得到政府认可,法律承认,因此,这一兼并形式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

这一时期的土地买卖以契约文书的形式出现,不仅在法律上具有合法性,而且也得到了民间的认可。如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许多土地买卖约均为注明:“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可见,当时人们对私契极为重视,这也是产权观念深化的一种表现。

正是由于富民以“资”购买这一土地兼并形式不一样于以往豪族的以“贵”占田,因此,唐中叶的土地私有化是在一个合法性外衣下进行的,“不抑兼并”,“田制不立”遂成为后世不易之法。马端临曾针对复井田之议时指出:“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仇,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

以资产为宗的户税、地税逐渐占据主导。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实施两税法,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遂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当时,富民阶层控制着大部分财富,国家在财政收入上不得不倚重富户,如大历四年(769年)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

上户和中户是富民阶层,从赋税承担数额可看出,唐代财政收入已开头向富民阶层倾斜。

富民阶层作为“民”与门阀士族有质的区别,富民无权将其他贫民沦为其控制下的依附民,而只能依靠财富的力量,在签订契约的基础上,将土地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利用其劳动力而获取财富。在市场配置土地为主的时期,以势占田的现象衰落,土地产权兴起,因而无需国家政权依靠“权”与地方豪族的“势”来抗衡,国家政权遂淡出乡村基层。

唐中叶以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县一级的行政领导,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而对乡村的控制则逐渐松驰。其变化的因素是多元的,散聚“村”落的形成加大了政府管理成本;租佃制的盛行,富民阶层的崛起,为政府财政收入的结构转型提供了基础。

国家赋役征收由按人到按财产、土地转化,而富民控制了多数土地,因此,乡里组织的乡官制遂向职役制转化,政府尽量将上等户的富民充当乡长里正以供政府驱使。

租佃制的盛行,使乡村社会真正的权力向富民阶层集中。无地、少地的农民向富民租佃土地,佃农靠富民的土地得以维持生存,富民靠佃农的劳动力得以发家致富,因而两者具有依赖关系。

富民阶层在士族没落后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新兴的阶层,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向“士”转型,成为社会的地方精英。

包弼德认为,社会和政治精英的“士”在唐代属门阀为标志的“世家大族”,而北宋时期主要指“学者—官员”型的“文官家族”,至南宋则转型为以文化为特征的“地方精英”。其实,这一“士”的转型主要在于富民阶层的兴起,“文官家族”、“地方精英”大部分来自于富民阶层。

旧士族衰落后,富民阶层逐渐在乡村社会中确立了新的权威。富民在“敬宗收族”的口号下,形成了以宗法宗族制为主导的新型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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